北京时间2025年11月11日，在伦敦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大卫·绍洛伊（David Szalay）凭借新作《肉体》（Flesh）荣获布克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匈牙利裔英国作家。《肉体》的获奖不仅是对绍洛伊文学成就的肯定，也反映出当代文学在喧哗时代对静观、节制的理性态度的召唤。
大卫·绍洛伊
小说讲述了一个看似平凡甚至木讷的匈牙利男子伊什特万的一生：追述他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的历史进程下的成长，呈现他在伦敦社会喧嚣中的沉浮。作者以细腻、节制的叙事节奏记录了一个人在肉体欲望与命运折磨之间被缓慢形塑的过程。绍洛伊擅长从琐碎生活中揭示存在的重量，这一特质在他2016年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人不过如此》（All That Man Is）中已初露锋芒。《肉体》延续了他对男性经验的书写，并在叙事策略上实现了突破。他本人认为，前一部作品可称之为“一部隐藏在短篇集中的长篇小说”，而《肉体》则是“暗含多部短篇小说的长篇之作”。小说中的每一章都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每一段故事都像投入时间之湖的石子，能够激起人物命运的涟漪。
小说开篇于上世纪80年代的匈牙利。15岁的伊什特万沉默寡言，与母亲相依为命。一位几乎同其母亲年龄相当的女邻居常以琐事为由邀他到家中，并借机引诱。伊什特万自此陷入这段隐秘混乱的关系中，开启了由肉体与欲望牵引的生活。他的生命轨迹看似随机，却暗合了某种宿命：从郁郁寡欢的东欧少年到居无定所的伦敦移民，从籍籍无名的夜店门卫到纸醉金迷的富豪保镖，空间的位移和阶层的跨越并未让他获得归属感，反而加深了他内在的疏离和麻木。欲望在他生命中不断变形——从对女性的依附，到对金钱与安稳的渴求——却始终无法得到满足，无法填补精神的空洞。
对于伊什特万而言，欲望是一种模糊的牵引力，推动他的生命驶向未知与失控的宿命。在这一过程中，他始终是被动的“接受者”，总是无意识地被卷入深渊。这种被动性几乎构成小说的情节主线和主人公的行为准则。伊什特万极少表达内心，他从不“直接向读者或他人解释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最常说的话是“好的”“没事”，既表示恭顺又暗含拒绝。当邻居在主动吻了他之后又马上道歉时，他回答“没事”；当他救下一位名叫梅尔文的伦敦精英，对方满怀感激向他索要联系方式时，他仍用“没事”快速结束交流；当梅尔文为他提供新的工作机会时，他也依旧只是简短回应“好的”。贫乏的语言既是伊什特万内心情感的防护罩，也是他空洞贫乏的心灵的直接象征。伊什特万通过对话表现出的不适感，体现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个体的孤独——在信息与欲望过剩的时代，语言失去了沟通的功能，成为自我封闭的工具。
绍洛伊的文风冷静而克制，叙述中充满留白。他采用“切离式”叙事技巧，有意避开了许多他亲历的关键事件的直接描写，如伊拉克战争、雇主之死、继父离世等，让读者自己在叙事片段的缝隙中去探知时间的流逝与人物的变化。这种手法被评论界称为“刀刺式”叙事：通过省略制造张力，迫使读者以自身经验填补空白，从而体认世界大事如何在个人生活中留下隐秘印记。尽管小说几乎从未直接论及政治，政治事件与历史背景却不断渗入到叙事之中。匈牙利的社会转型、伊拉克战争、东欧移民潮，这些事件若隐若现，构成了人物命运的无形框架。读者能够清晰地在伊什特万的语言和行为中感受到时代的重压。绍洛伊以极简手法实现了这种历史的身体化叙述，让《肉体》超越个体悲剧，成为对人类处境的隐喻。这种“留白叙事”不仅增强了文学的审美张力，也揭示了生活的本质：那些无法言说的创伤与体验，往往最真实地构成了我们的存在。正如《书商》所评，《肉体》这部作品“以未言说之语言，言说无穷之事”。绍洛伊并不为小说设定明确的论调，他只是忠实记录了所见的世界，一个被动与欲望交织的世界。他笔下的人们不清楚自己为何而活，也不知该如何行动，这种存在的困境也是当代人普遍的精神景观的显现。
《肉体》英文版封面
《肉体》是关于身体与存在的冥想。小说的标题耐人寻味：肉体既是生命的载体，又是命运的囚笼；它象征欲望的起点，也预示死亡的宿命。绍洛伊通过身体书写揭示人类经验的有限性：我们被迫以肉身承受时间的磨损，却又同时试图以意识逃离它。如《卫报》评论所言，这是“一部追问终极之问的小说”，探讨血肉之躯如何在时间中缓慢前行，并由此理解生命的意义。与《人不过如此》中充满竞争、炫耀和焦虑的男性形象不同，《肉体》关注的是“一个有需求的身体，如何应对、适应、满足这些需求，以及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探寻会把你引入怎样的经历”。绍洛伊通过主人公的冷淡叙事，使肉体与欲望失去了感官色彩，伊什特万的“好的”与沉默，正是这种生存姿态的象征，他既非选择者，也非反抗者，而是被动地被时间推向未知的人。
绍洛伊对语言细节的掌控精确至极。他的叙述几乎不加修辞，却蕴含强烈的心理暗示。小说中蔓延的那种“平淡中的不安”正是通过对日常语汇的刻意选择来实现的。例如，叙述者频繁使用非特定指代“那东西”“那个什么”来描述观察对象，这种语言的模糊性反映了人物的文化疏离与精神异化。伊什特万的白人身份、移民背景与工人阶级出身交织成一幅模糊的社会肖像，但他对这些身份的感知却始终是模糊的、不自觉的，他始终是西方上流社会中的一个局外人。这种“局外人视角”赋予小说跨文化的观看深度。绍洛伊本人在伦敦长大，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加拿大人。对他而言，英语既是母语，也是外语。也许正因如此，他的语言呈现出一种中立性：简洁、无情绪、近乎客观，既具欧洲现实主义的冷峻，又延续了康拉德式的疏离感，体现出一种“后欧洲”的自觉。在结构上，小说采用了循环叙事，结尾回到开端形成镜像式闭合，象征着主人公生命中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这种延续性使《肉体》的悲剧色彩更加深沉，因为真正的变化似乎从未发生。
绍洛伊在《肉体》中所践行的克制叙事，是对欧洲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传统的继承与更新。他借助主人公冷静的观察拒绝情绪化与道德判断，让沉默本身成为意义的源泉。小说不提供答案，而是制造不确定性，迫使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正如作者所言：“我只是记录我所看到的世界——一个充满困惑、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世界。”在伊什特万身上，这种“无目的的生存”正是现代人生存的寓言：人在被动与欲望之间徘徊，既被身体束缚，又被意识所困。
自1969年创立以来，布克奖一直被视为英国乃至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旨在表彰“年度最优秀的英文小说”，推动当代文学的阅读与讨论。布克奖授予《肉体》，是对其文学品质的肯定，也标志着当代小说的一种去奇观化趋势。在全球文学纷繁喧嚣的当下，绍洛伊用近乎朴素的语言完成了一则关于生存本质的现代寓言：真正的复杂常常藏于简单之中。人的肉身，不仅是生命的负担，更是理解世界的途径。《肉体》以冷峻的真诚与节制的美学，审视命运、抱负与个体价值的纠缠，在一个普通人的生命轨迹中，折射出人类存在的普遍困境。这份真诚与克制，或许正是它赢得布克奖的根本理由。
（作者李雅系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莉系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